離開這裡，就是我的目的地 - 《後青春－再見搖滾》
關於《後青春－再見搖滾》，以及一個房間消失之前的八個月
2023 年 1 月 14 日中午，台北公館的「海邊的卡夫卡」開始了一場演唱會。二十四小時不停，二十五組獨立音樂人接力上台，唱到隔天中午。安可喊到最後，沒有安可。四個月後，招牌拆了，房屋夷為平地。
那場演唱會是我們發起的，由文化部跨界合作補助支持完成。與其等一間店安靜地關掉，不如讓它用自己的方式結束一次 而那個「一次」，後來成為這部片的核心事件。 一個空間的尺寸
海邊的卡夫卡 2005 年在公館開幕。空間不大，台上到第一排大約三公尺。
這個距離很重要。三公尺，3️⃣看得見彈錯的手指，也看得見他知道自己彈錯了。你聽得見沒有進到麥克風裡的那些聲音，椅子移動、呼吸、琴弦鬆掉的瞬間。這種距離在串流平台上不存在，在體育館裡也不存在，而且一旦消失就無法重建。
十幾年裡，這個房間是台灣獨立音樂的搖籃。金曲獎最佳作曲人 HUSH 曾在這裡打工，某次意外上台之後展開了自己的音樂生涯；日本歌手星野源的首次海外巡迴，也是從這個房間開始的。
2022 年，都市更新的透過房東通知送到。
台北很擅長讓這種房間安靜地消失。地下社會在 2013 年結束，海邊的卡夫卡在 2023 年熄燈。每一次都不是地方新聞 ， 消失的不只是一個地址，而是一種相遇的空間，連同那些只有在那個空間裡才說得出口。
一種說不出口的音樂
這部片裡有很多後搖滾。
後搖滾沒有主歌，沒有副歌，沒有歌詞。它在九〇年代末的台灣大量出現，我不覺得是巧合。解嚴之後的那一代人手上沒有現成的語彙，舊的語言已經失效，新的還沒長出來。器樂搖滾恰好是那個空缺本身的形式：堆疊、爆發、然後寂靜。不是不想說，是還不知道要怎麼說。
1998 年，昆蟲白創立甜梅號，台灣第一支後搖滾樂團。
二十餘年過去，樂團解散，父親過世，肩膀受傷，婚姻結束。他搬離家庭，回到公館附近的單身住所，在很小的房間裡繼續彈琴，然後開始接受海外的演出邀約。
我拍的是他在這段時間裡的日常。不是苦難的紀錄，是一種頑固的持續— 當抵抗的對象不再是體制，而是時間本身帶來的空，一個人還能靠什麼把自己撐住。
兩個時間互相審視
形式上，這部片只做了一件事：把九〇年代末的 DV 檔案影像，和現在的 4K 畫面，直接放在一起。
我沒有做任何修飾去縮短它們的差距。畫質的落差本身就是敘事 — — 過去模糊而熱烈，現在清晰而冷靜。你會在同一個銀幕上看見兩個時間，而且它們在互相審視。
這個決定來自一個很簡單的觀察：記憶本來就是低解析度的。我們記得一場演出的方式，接近九〇年代的 DV，而不是 4K。當這兩種質地並置，觀眾感知到的不是「以前」和「現在」，而是時間這件事本身。
剪接的節奏也是後搖滾的。保留了大段落的純音樂演奏畫面，讓影片呼吸。曲終人散是有物理性的，那個空虛必須被聽見而不是被說明。
離開這裡
英文片名 Away From Here 來自卡夫卡的短篇〈出發〉。
僕人問主人要去哪裡，主人說：離開這裡，就是我的目的地。
這句話在片子裡出現過。它同時指向兩件事。一是音樂人面對都市法規、租約、仕紳化時那種永遠抵達不了的處境 — 像卡夫卡那座走不進去的城堡，每一次協商都只是換一個更遠的位置。二是離開本身可以是目的地，而不只是失敗的結果。昆蟲白搬離家庭、搬回單身住所、開始接海外的演出，那不是退場。
片名的中文也有兩層。「再見」是向那些年的搖滾告別，也是再一次遇見獨立音樂最初的樣子。
攝影機作為一種思考
2010 年我拿金馬最佳紀錄片的時候二十七歲，是那個獎最年輕的得主。十六年後回到金馬影展放映 《後青春－再見搖滾》，我已經比當時片中的主角年紀更大，也和這部片裡的人成了同代人。
這件事改變了拍法。攝影機不再是觀察的工具，也不是介入的工具，比較像是一起想事情的方式。我不是在記錄別人的中年，我就在裡面。
紀錄片導演通常在等事情發生。這一次我讓它發生 — 發起那場二十四小時的演唱會，然後拍下它。這個位置給我帶來一些紛擾，但我認為那是誠實的：我從來就不是一個站在外面的人。
十一月
《後青春－再見搖滾》Away From Here 入選 2026 台北金馬影展，世界首映。這是一部關於時間的電影。它想抓住的，是琴弦停下來之後，還留在空氣裡的那一刻。
十一月，在影廳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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